另一種方式則是使用克羅米芬之類的促排卵藥物，雙胞胎的自然妊娠率只有1.5%左右，而使用藥物生產雙胞胎的幾率則增加到20%到30%。

　　“生上一對雙胞胎，這樣既不違法又可彌補只有一個孩子的遺憾”，小莉告訴記者，通過網絡，花費20元左右，就能買到各種促排卵藥物，不管是什么成分，賣方一律管它叫“多胎丸”“多子丸”之類的名字。 
 
　一年前通過做試管嬰兒獲得一對龍鳳胎的36歲高齡產婦李小雅(化名)，曾服用過這種藥物，“我的外國老闆有3 個孩子，每次帶出門熱熱鬧鬧的一堆，我就希望自己也能多幾個，就去藥店買了一盒。”

　　“這樣做其實很危險。”上海市仁濟醫院生殖醫學中心李錚博士，非常反對正常女性私自服藥的舉動。他說，正常女性每月只排出一粒卵子，這類藥物可以增加卵子排出量，應該在醫生的指導下配合其他藥物一起服用，否則會造成健康女性宮徑口黏液分泌過少，反而導致不孕等嚴重后果。據瞭解，這種藥物還會損害女性的肝腎功能。

　　因第一次服藥就發生嘔吐而未再服用的李小雅，并沒有放棄要一對雙胞胎的想法，由于她算高齡產婦，丈夫年齡也超過40歲，醫生最后決定使用他們夫婦的精卵做試管嬰兒。“從懷孕到生下孩子，前后花了3萬多，生孩子時肚子上還挨了一刀，孩子提早兩周出生，還好兩個孩子都很健康，沒出現什么問題。”推著雙胞胎嬰兒車參加朋友聚會的她，還不免提起當時生孩子的艱辛。

　　定做孩子無法完全實現

　　醫院提供供精者詳細的體貌特征，以便為不孕夫婦培育出一個外貌相像的后代；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可以提高雙胞胎的出生率，這是否意味著，生孩子已經可以定質定量了？

　　“前段時間，有對知識分子夫妻，一定要求后代有大眼睛、高鼻樑和尖下巴，還需要供精者的學歷在碩士以上”。有著十年人工授精管理經驗的護師陳小青說，來醫院要求定做孩子的人不在少數，“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病人往往會對后代有較高要求，有時候甚至可以說是苛求。”

　　“定做孩子，法律上有限制，技術上也無法真正做到。”李錚博士指出，生孩子定質定量在醫學上尚無法完全實現，還面臨著來自法律、倫理的制約和爭議。

　　劉嘉茵表示，作為醫生，她反對為患者提出的漂亮、聰明等要求服務，“孩子健康、和家人長得像是最好的”。

　　江蘇省人民醫院推出詳細提供供精者的體貌特征服務后，不少媒體將此解讀成醫院將幫助患者“設計孩子、定做嬰兒 ”，對此，作為項目負責人，劉嘉茵感到頗為頭痛。2月10日，她特地寫了一份聲明掛到醫院網站上，強調醫院不支持設計或定做孩子，“我們要求精子庫提供更為詳細的體貌特征，僅僅是為了盡量避免因為顯性遺傳特征的差異，造成父子間產生問題，產生家庭倫理問題。”

　　“根據我國計劃生育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法規的相關規定，醫生絕不可以故意幫助夫婦生育多胎。”李錚博士還提到了這點。

　　江蘇省人民醫院婦產科副主任醫師冒韻東說，為避免出現由此引發的后代尋找供精者、近親結婚、人工輔助生育技術被漤用等問題，衛生部有一系列嚴格規定，比如一名供精者只能使5名婦女懷孕；實行雙盲制：避免患者和供精者之間的直接聯繫，就連醫生都無權同時掌握雙方信息等。

　　國際人類基因組倫理委員會委員邱仁宗教授則反對通過技術來定做優質后代。他表示，人不僅是一堆基因，而且具有理性和情感，有目的、價值、信念、理想，具有在人際關係中生活的能力。人的成長及其人格的形成，都是多基因和自然、社會環境長期復雜相互作用的結果。“遺傳本質主義”和“基因決定論”都容易導致對人類權利和利益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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