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那種女權主義者：認為美國女性有投票支持希拉里 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的性別責任。的確，我同意一些女孩子的觀點，認為這位紐約參議員是一位存在明顯缺陷的女權主義偶像。她確實聰明，自律，工作勤奮。但是，她有太多的政治生涯——包括她稱之為是競選核心的“經驗”，都是建立在比爾 克林頓(Bill Clinton)夫人的身份之上的，因此，我很難把她稱作女性開路先鋒。

　　不過，讓我高興的是，希拉里競選美國總統，讓談論性別歧視的話題成為可能。有一段時間，《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式的后女權主義氣質顯得如此富有魅力，成為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性別戰爭之后令人欣慰的一件事，以至于性別歧視似乎已經成了一個骯臟的詞匯。但是現在，希拉里再贏得兩場競賽就能走上世界上最有權勢的職位，權衡性別已經成為美國核心課程的一部分。

　　確實，女性已經取得巨大進步。在一個科學和數學技能如此重要的年代——還有一些人提出質疑，“第二性”是否以同樣的尺度主宰著他們——我很高興地看到，在去年年底舉行的享有盛譽的西門子(Siemens)美國高中生數學、科學和技術競賽中，女孩子們一舉奪得了勝利。而且，對于居住在美國大城市、年齡不滿30歲的女性，臭名昭著的性別工資差異似乎出現了逆轉。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去年夏季報道，在紐約、達拉斯、芝加哥、波士頓和其他一些大城市，年齡在21歲至30歲的女性的工資水平超過了同齡男性。

　　但是在華爾街，你要不了多長時間就會發現，美國最強大公司的管理者仍然大多是男性。高管研究公司Bridge Partners今年1月的調查發現，在硅谷最大的25家科技公司中，只有14.5%的管理人士是女性。在《財富》(Fortune)最大的25家公司中，這個比例下降至11%。

　　我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個人觀點是，一份工作的價值越高(以資本主義最明顯的尺度——金錢——衡量)，做這份工作的女性就越少。《Portfolio》的創刊號就提供了一個明證。這本雜志在觀察2006年所公布交易量排在前10位的大型私人股本集團時發現，在這些集團的交易負責人中，一共只有4位合伙人級別的美籍女性。

　　我也堅定地相信，實現真正改變的最佳方式是由姐妹們自己來推動改變。這就是我對《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月公布的研究成果頗感欣慰的原因。這份研究顯示，如果跳槽到新的公司，女性分析師比男性更有可能獲得成功。

　　對于鮑瑞斯 葛羅伊斯堡(Boris Groysberg)教授的研究成果，我最喜歡的一點是：這是一個意外結果。葛羅伊斯堡的分析以過去的研究為基礎，它們警告經理人稱，從競爭對手那里挖掘明星雇員通常不會奏效。但是葛羅伊斯堡在梳理數據時發現了一個令人吃驚的意外：女性。引人注目的是，葛羅伊斯堡把這種性別差異歸因于明星女性分析師在性別歧視環境下為求生存而被迫發展起來的戰略和技能：可以稱之為利用逆境，或是“找到檸檬，把它做成檸檬水”。

　　面對華爾街“不那么誠心誠意的接納”，成功的女性分析師“通過可帶走的與客戶的外部關系建立了自己的領地”，而不是男性關注的內部閑聊。這讓她們更容易從一家公司跳到另一家公司。

　　Oppenheimer & Co World Markets分析師梅瑞迪絲 惠特妮(Meredith Whitney)關于花旗集團(Citigroup)的嚴厲報告或許是該公司的一個轉折點。她贊同這種觀點：“可以肯定的是，你要把目光放到外部——客戶總是會積極響應”。與我從銷售和貿易等其他可衡量領域的成功女性那里聽到的觀點類似，她認為當一名分析師“可以很好地展示實力……因此對女性而言，這是一個很棒的工作。你可以很好地避開內部政治。”

　　葛羅伊斯堡的研究讓我想起了其他受到社會排斥的群體，它們的局外人地位促使它們努力增強某些技能。例如，最近的研究顯示，很多企業家和小企業主都是有朗讀困難的人。上世紀90年代，我報道了俄羅斯寡頭的崛起。他們中有幾個人就告訴我，作為猶太人——并因此在蘇維埃時代受到國家歧視，這意味著他們不大愿意堅持舊有體制，從而更容易抓住新時代的機遇。

　　在文章最后，葛羅伊斯堡就男性以及那些作出聘用決定的人如何向女性明星學習提出了幾點建議。他提到了重要的一點。隨著經濟全面走向全球化，改變成為經濟生活的日常事務，我們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少數團體為謀生而發展出來的一些適應性和戰略性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