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性手術的目的已經偏離了醫學拯救生命和維護健康的本來職責，但作為一種損傷性的醫學措施，變性手術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意愿之外的結局，最壞的結局就是死亡。南非種族隔離時期，軍方為同性戀軍人做變性手術。1971年到1979年，每年都要做約50個這樣的手術。英國《衛報》公布的調查結果表明，在這項極為機密的計劃中，軍隊心理醫生和牧師在應征的新兵中尋找可疑的同性戀者。軍方隨后將這些人送往一家軍隊醫院進行甄別治療。在接受荷爾蒙等藥品治療和心理治療后，那些仍不能恢復的同性戀者們將接受變性手術，有不少人在手術中喪生。變性手術致人死亡是誰都不愿意看到的結果，但這是難以避免的一種結果。同任何手術一樣，變性手術可能不成功，可能會留下后遺癥。

　　一個被媒體稱為李瑩的變性手術者，人工陰道萎縮。江蘇、上海的醫生幾乎一致地回答說，必須做補救手術，哪里做還是回哪里修復。八年后“她”狀告原整形醫院，但是一個關鍵的問題是，變性成功與否至今國家沒有標準。變性后令李瑩懊喪不及的是，她曾把變性看得太美好，總以為通過手術，自己能成為夢中靚女，并為大家所接受。結果肉體上帶給她的痛苦，永遠也無法擺脫。當前，我國對變性手術寬容到了十分混亂的程度，有報道說已出現了兩例與變性手術相關的罪犯。這種混亂的最大潛在受害者將是那些有變性傾向的人士。

　　追求鮮花效應的心理指向本是無可厚非的。用“開花結果”的自然和社會法則細細評味，鮮花效應之后呢？希望的結果與實際的結果、希望的結果與可能的結果會統一嗎？有媒體呼吁對變性手術和變性人要多一些寬容、理解和尊重。我們應該怎樣個理解和尊重法？現在的態勢是，十多年來，一哄而上，某些媒體、個別醫學界人士和某些非醫學界、非精神衛生學界人士把變性者追求“鮮花效應”的憧憬講過頭了，對他們希望什么、想得到什么、能得到什么、能承受什么幾乎沒有認真思考；對那些必然發生的、可能發生的和正在發生的不利情況沒有人講或講得很不夠。這不是真正理解和尊重他們。

　　我們必須尊重他們的知情權，例如，應該讓有此種愿望的人和社會明白：易性傾向是一種心理障礙，變性手術并不是解決這種心理障礙的唯一選項，也不是最佳的首要選項；不要指望變性手術能一勞永逸地解決自己的心理障礙或能使自己總是春光明媚；變性手術有很多變數，變性手術后還有許多難以跨越的障礙；變性人的婚姻可能是有花無果的婚姻，婚姻無法承載你的期望，也無法化解你變性手術后必然遭遇的種種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