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犯罪的另類剖析
　　觀察記者韓曉露
　
　　王金玲，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長、研究員；中華女子學院女性學系主任；浙江師范大學法政經濟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婦女研究會理事；中國性學會理事；國際生命倫理學學會會員；國際女性主義倫理學學會會員。代表著作：《跳蚤的下代是什么--家庭環境與青少年成長》、《中國大陸的賣淫女與愛滋病》、《社會轉型與婦女犯罪》等；承擔的重大課題：《改革開放與少兒健康心理塑造》、《中國大陸性病和愛滋病蔓延的社會學、心理學、行為學研究》、《浙江農村婦女生活變遷研究》等。
　　這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大多數“良民”會鄙視她們的行為。但是，她們存在著。不僅自古就有，并且還在全世界范圍內生生不息。如此的存在能否套用哲人的話“存在著就是合理的”，我們尚且不敢妄下結論。只是記得有一位理論家曾經說過，“人不會無緣無故的壞，人變壞都是有理由的。”那么，對于這個被許多人認為是“壞人”的特殊群體來說，應該也是這樣。這些生活在社會邊緣的女人們，是什么原因一步步墮入泥潭？對于她們，我們該持怎樣的一種心態去看待？她們的存在暴露了什么樣的社會問題？社會又該怎樣挽救她們？
　　近十幾年來，浙江社科院婦女研究專家王金玲教授深入調查了這個特殊群體，和她們對話，聽她們講述自己的故事。于是，她的研究成果從一個方面回答了上述問題。
　　源于家庭的不幸
　　有不少人認為妓女賣淫是因為好逸惡勞。事實上是否如此呢？王金玲教授對此卻持相左意見。她看到，在與她對話的許多賣淫女中，大部分不是出于這個原因而去賣淫的。而且事實上，現在的賣淫女更多的是那些被認為是主動，實際上是非自由選擇和非知情選擇者。是社會資源配置中的性別不公，傳統文化對于兩性心理塑造及角色認定，以及女性在婚姻家庭中往往處于不利地位等等，將她們推進商業性性交易市場。因此今天，賣淫女主動出擊的表象下掩蓋著她們更深刻的被迫與無奈，是社會、文化、婚姻家庭制度、傳統道德規范等等強大的推拉力，使她們一步步踏入歧途。
　　王教授訪談過的一個賣淫女。她從小生長在一個重男輕女思想嚴重的漁村。母親由于沒有生男孩，一生都在父親的打罵中忍氣吞聲。她嫁到夫家后，一開始因生了兒子，在夫家日子過得還比較好。但好景不長，打魚為生的丈夫迷上了賭博后，不僅輸光了家里的一切，并且，嬴了就喝得爛醉而歸，輸了就回家罵她是“掃帚星”，家中就靠她在地里干活維持生活。不久，一場更大的災難降臨到她的頭上。那天丈夫輸得一塌糊涂之后，回到家說把她當賭資抵了債。她當然不從，沒想到丈夫對她一頓拳打腳踢，醒來后，一個陌生的男人躺在身旁。如此多次，她忍無可忍提出離婚，但是丈夫說她沒有這個權力；她向婆婆哭訴，向母親哭訴，她們卻都勸她不要離，說這個世界上只有男人提出離婚，沒有女人提出離婚的。最后，她不得不出逃。在遠離家庭的城市中，舉目無親，身無分文又無一技之長的她，只得以性服務謀生。
　　王教授在調查中發現，與男性不同，婚姻暴力是導致婦女違法犯罪的一個重要原因，甚至就是直接將婦女推向違法犯罪的那只“看不見的手”。而家庭/婚姻結構的殘缺和功能的不全導致的家庭親和力的不足，使得有16.45%的父母/丈夫或支持或強迫或不管不問女兒/妻子從事商業性性服務。在王教授的調查對象中，大多數人感到家庭生活少樂趣，缺溫暖。如此結果導致了許多人不得不或必然到家庭之外去尋找樂趣，尋找溫情，從而陷入與異性的性交易中。
　　生活在社會邊緣
　　對于這一群體，人們有許多想象，其中之一就是說她們花天酒地，一擲千金，生活在燈紅酒綠中。但是事實上，這些靠從事性服務過日子的女人，只是生存在社會邊緣，有著沉重的苦難，許多人并沒有享樂可言。王教授認為，苦難是由多重因素決定的，經濟的貧困只是其中的一種，或者說是較為重要的一種。除此之外，還有心理的緊張和壓抑，身體的疾病等等，這些因素有時是單獨有時是聯合造成了人們生活的苦難。而那些賣淫女們不僅往往遭人鄙視，擔驚受怕，更何況，她們的收入并未達到富足的地步，有的甚至還只是僅夠維持生存。有一份調查資料表明，“賣淫者生活水平大多僅僅維持在一般的水平線上，她們的收入充其量只能使她們維持正常的或基本的生活條件，并不能將她們從整體上帶上富裕之路。娼妓僅僅以其肉體換取了相當于社會平均水平的物質生活資料，并未取得任何‘超額利潤’”。
　　從事性服務者被污名化，大多數人的心理和身體都處于壓抑中。對此，美國性學大師馬斯特博士曾經做過一個試驗，研究娼妓在交易中的生理反應。試驗的預期推測是娼妓和普通婦女的生理反應相差不多。結果令研究人員大出所料的是，跟不從事賣淫活動的普通婦女不同，賣淫女的性器官由于長期處于充血狀態而無法在交易的過程中興奮起來。而在對賣淫女的個案調查中，當問到交易時的感覺的時候，大多數的回答是“煩”，“無動于衷”，“只好忍著”。即使有些表現得很興奮的，也只是說這是在演戲。
　　所以，她們應該是很不幸的，而并非如有些人所認為的那樣，是在驕奢淫逸中賺大錢。相反，她們中的許多人是在受盡凌辱之后才有了一些收入。因此王教授認為，就總體而言，那種認為賣淫女從事性服務是一種享樂的說法，有失公允。如，有一個染上的性病不下3種，而且還有可能帶有HIV陽性的賣淫女，她原本是一個大學生，但在大學階段談的兩次戀愛均以失敗告終。傷心欲絕的她遠走大西南，來到了一家小公司做文秘，老板是一個四十來歲的粗俗的外籍華人。半年過去之后，老板和她像談生意一樣，談妥她被“包”了起來。于是白天，她是文秘小姐，晚上是老婆。一年后，由于生意不景氣，老板開始帶著她進出生意場，她又成了兼職的公關小姐。再后來，有一天在境外陪一個客商吃飯的時候，老板借口上廁所溜走了。那個客商對她說，她的老板已經資不抵債，所以把她作為抵押，押給了他。她一怒之下掀翻了桌子要去找老板算賬，但最終未成。兩個月后她回國發現，那個小公司早已不見蹤影，老板也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接著，她覺得身上不對，一查，醫生說她得了性病。還有可能HIV陽性。于是她頓起報復之心，決心要讓所有的男人都得艾滋病。她到處接客，逢到童男帥哥大款還優惠，或者不收費。結果，最終，她自己就如上面所說，成了“五毒俱全”。
　　王教授還認為賣淫女其實是社會弱勢群體，她們中大多數人技術能力弱，社會地位低，生存環境差。這些不僅是她們不得不以非法行為謀取經濟利益的起因，也使得她們在商業性性交易中延續著弱者的身份。并且，由于社會的某種不公與偏見，她們實際上是處于邊緣化生存狀態的人。
　　但是她們作為人也有獲得他人尊重的最起碼的心理需要。王教授接觸過一個生活條件較好的賣淫女，她自稱是“名特優新高產品”，出入高級酒店，會英語，會按摩，一次性服務收入上千，全身都是國外名牌。她說，除了富婆、大款、歌星、影星什么的，一般老百姓誰有錢名牌滿身？走在路上，當接受著行人射來的羨慕的眼光時，她就自我感覺特別好，而別人指指戳戳罵她是“雞婆”引起的不快便拋到九霄云外了。雖然這種優越感是畸形的，但是，王教授認為，社會如果從正面引導這一內趨力，進而使賣淫女形成正確的自尊、自強心理，將有利于她們的改過自新。
　　也有真情在心中
　　都說賣淫女無情，是否真的這樣呢？回答是否定的。事實上，她們有著自己純真熾熱的感情。
　　王教授曾經訪談過這樣一位賣淫女。
　　她來自大巴山區，出生農民家庭，下面還有三個妹妹，一個弟弟，母親常年有病。作為長女，她不僅要和父親一塊下地勞動，還要幫助母親操持家務。懂事的她為了讓父母和弟妹們吃飽，常常每頓飯只喝家人吃剩的湯。長期的營養不良，苦難的生活使得原本應該青春靚麗的她變得丑陋而蒼老--二十七八歲、1.50米的她，臉上道道皺紋訴說著心路滄桑。
　　到了十八九歲還沒人提親，據說主要是嫌她長得丑。但是，她卻偷偷地和在外打工，回來時到她家幫干農活的一個小伙子好上了，并且還懷了孕。可是當男方回家請父母前去提親時，卻遭到了父母的竭力反對。那個小伙子只能含淚說了無數的“對不起”后給了她500塊錢，然后又外出打工，說永遠也不回這個家了。小伙子走后，她在淚水中度日。一個月后父母發現了她懷孕的事實，把她嫁給了一個比她大10多歲的，從小生殖器就被狗咬掉的男人。夫家雖說比較富裕，但是她被管束甚嚴，還常遭到丈夫的毒打。終于她忍無可忍，離開了家鄉，去了那個小伙子說過的打工的城市。一邊乞討一邊找他，最后在一家小飯店里做了營業員。
　　有一天，她在上班的時候聽見店外有人在吹簫，那如泣如訴的簫聲打動了她的心。那個吹簫的男子雖然斷了一條腿，而且衣衫襤褸，但是看上去很像當年的他。于是，她頓生憐憫之心，把他請進飯店，給他叫了碗面。交談中她得知他是個流浪兒，今年才19歲。10歲那年的一場車禍奪走了他母親的生命和他的一條腿，父親把他交給了鄉下的爺爺。爺爺死后，他就流浪天涯，靠吹簫為生，住在立交橋下面用紙板搭起來的房子里。她邊聽邊流淚。接著，每隔一天就把小飯店里的剩飯剩菜給他送去。一來二往，他們住在了一起。日子久了，他們想有一間自己的房子，哪怕是租郊區的農民房。但是哪來的錢呢？對于他們倆個來說，每天能吃飽肚子已很奢侈了，哪里去籌那么多的錢呢？她想起店里有一些營業員接客能賺很多錢，于是她也想和她們一樣去做。當她和老板娘提出這個想法的時候，老板娘相當驚訝，從沒有想過她能接客！但是經不過她的軟磨硬纏，老板娘終于同意了她的要求。如此一來，她一個月能賺不少“外快”，每次回家，她都騙他說是老板多給的加班費。終于，東窗事發，她進了勞教所。他拉著她手哭著說，“你這是何苦，這是何苦……”
　　對此，王金玲教授認為，從情感角度看，且不論有的婦女正是為了情--愛情或親情而走上賣淫之路，作為賣淫女，有些人也是多情多義的。就如這個出生貧苦的賣淫女對男友的一片真情。我們可以鄙視她們的性服務行為，更應譴責她們行為的違法，但決不可以輕視或無視她們的一片真情。如果我們承認人間自有真情在，那么我們就不應該否認，作為人，她們也自有真情孕育心中，并在流露的時候自然流露，在迸發的時候自然迸發。我們不能因為她們的誤入歧途而褻瀆她們和其他女子一樣擁有的真實情感。
　　為何嫖客少受責
　　當許多人對賣淫女表示鄙視時，并沒有把應有的鄙視的眼光投向那些嫖客們。事實上，他們的大量存在也是商業性性交易無法從根本上被掃除的一大原因。因為賣方總是與買方相輔相成而存在的，而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人生閱歷，抑或受教育程度，也均是嫖客處于優勢。因此，至今為止，商業性性交易仍以“男買女賣”為主體性別格局。但是，雙重性別規范和性道德標準使得賣淫女更多地受到譴責，更多地成為法律嚴懲的對象。
　　在王教授的調查中，一位賣淫女的經歷就很有代表性。這位賣淫女有一次在賓館里和一個男人做這種生意，警察逮住了他們。警察讓那男人交了5000元罰金，就把他放了。她說她也愿意交罰款，5000，哪怕上萬也可以。可是警察不干，說她是屢犯，把她關了起來，送進了勞教所。賣淫女對王教授說，這生意是男女雙方共同做的，要說是違法犯罪，男女雙方都違法犯罪；要說是屢犯，憑什么說那男人一定就是初犯呢？這種罰男抓女，幾乎成了掃黃的規矩。她實在想不通。好比行賄受賄，收賄是犯罪，行賄也是犯罪，不管行賄受賄，初犯屢犯，一旦被查出，都是要坐牢的。但是掃黃卻只掃女不掃男，女人要被關起來，男人只要罰罰款就行了，這不公平。想來想去，只能說做女人倒霉，誰讓自己不是男人是女人？王教授認為，這種“掃黃”過多地將嚴懲的矛頭指向從事性服務的女性，而作為性服務消費者的男性則得到更多的默許和寬待，這樣的性別不同對待是不公平的，是男女不平等的一種反映。由于事實上，商業性性交易更多地處于男買女賣的性別格局中，男人更多地居于強者地位，而對買淫男子的教育及不良行為的阻斷是殘缺的，社會對其打擊與控制也是不足的，因此，王教授認為，當國家法律斷定商業性性交易是一種違法行為時，從社會公正出發，在對賣淫行為進行打擊，對賣淫婦女進行收容教育的同時，加強對買淫行為的打擊，加強對買淫男子的教育，相應地增加以收容教育買淫男子為主的收容所和勞動教養所，也是必不可少的。這樣，才能從減少買淫行為入手，更有效地遏制商業性性交易的蔓延。
　　結尾的疑問
　　賣淫女雖然是特殊群體，但她們也是我們的姊妹，我們應該伸出雙手去援助她們。王教授認為，從社會角度來講，與打擊相比，更重要的是進一步改善婦女的生存環境和發展條件。而只有改變社會財富分配和資源配置中的性別不平等狀況，消除性道德的性別雙重標準，才能對商業性性交易實行“釜底抽薪”式的最有效的阻斷。
　　記者心頭也出現了一個小小的疑問--為何娼妓現象不論是在什么國度，處于何種社會體制之下，不管如何的打擊，還是如此的生生不息。這其中除了以上提及的各種原因之外，是否有更深層次的源于人性本身的某些原因。這樣的問題，也有學者提出過，但是在相關國內學者的論著中似乎都沒有深入探討。記者并非婦女研究專家，也不是人類學的專家，只不過在此留下自己的思考。也許解答自是會有的。